作为录像机的身体

文/李海光

2018/01/21

策划 |高元  纯碱  

主办 | 西宁当代

承办 | 小桥街道市民中心

时间 |2018年1月21日(晚19:00)

地点 |小桥街道市民中心三楼迷你影厅(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十字西新海巷1号)

 

 

作为录像机的身体

 

2015年我们开始合拍《运动场》

2016年合拍《禽兽公园》

2017年合拍《肉花园》以及其他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直到现在生产的录像段数约为200段。

 

他们都是在录像机的记录下完成的行为表演,录像机不仅仅以一种拍摄器材的角色存在,更多的满足了我们对于观众或者是区别于此时此地的他者的想象。想象本身是与我们所关心之物建立联系的关键。

 

从运动场,禽兽公园,肉花园等等,录像中的二人关系在录像机与身体之间来回切换,它提供了这样一条线索,如果说《肉花园》是作为一种声音的存在,那么运动场则是以一种抵抗的时间的方式而展开,具体的表现方式为身体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包含有对抗、游戏、暧昧、以及合作,往往这两者要达到某种彻底的疲倦才能得到平息,从时间的线索上来看,禽兽公园介于《运动场》与《肉花园》之间则是一种挑战集体意志的方式。他们三者都试图去接近我们对于艺术的想象,为之后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与隐患,它紧跟着全球政治与经济的沉浮变幻而变换。

为了对我们拍摄以及我们的周遭有一个新的认识。

在这里我需要引入一个概念——作为录像的身体,在当下它是否已经形成了某种创作的方法?

 

录像机的身体呈现的是一种可供阅读的词语。通过这些词语的涌现来不断打破与重组身体的图像属性。它呈现的是一种自身的外在逻辑,在不断破裂与磨合的缝隙之中链接身体的个体经验与外在逻辑。录像中的身体首先扮演着图像的性质,借由图像的运动形成影像。图像依靠着凝固的瞬间被认识与接受,而录像是通过不断滞后的时间而被观看被理解。

如果将“作为录像机的身体”视为一种当下的创作方法,那么我们必须要搞清这个概念中的两个要素。

 

1、什么是作为录像机的身体?

2、我们把什么当作身体?

3、录像机具备哪些功能?

“作为录像机的身体”谈论的是身体的状态。身体的状态指的是身体处于不同阶段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它集中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它在每个时期与环境中都有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将它称之为一种“广泛的显现”。从语法的逻辑上来说,作为录像机的身体是一种中立或中性的暧昧姿态,这种逻辑提供了某些夹缝中生存的可能,它迎合了中产阶级的某种虚无飘渺的趣味。

 

那么到底什么是身体,什么又是身体的状态?从身体作为存在的主体来谈论,很容易陷入到一种言说的困境,但是如果舍弃身体的主体身份,从一个客体的角度来谈的话,可以说身体所指的是文明之外的文明,是可能之外的可能,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又无法割舍的诉求。

录像机具有收录与输出的功能,它保持着信息记录的同时也将它转化为可供观看内容,(身体进入到绝对的物化轨迹中,首当其冲的是身体作为图像的一面。)如果将这种轨迹描述为一种运动,那么为录像机所进行的表演,事实上是身体针对于图像的反复练习,在当下这种图像身体的练习与常规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身体练习具有不同轨迹,却拥有相同的命运。

 

“作为录像机的身体”是一种临时状态,它处于身体于外界建立的外在逻辑与个体经验的过度地带,它是主体缺失的难言之隐。

 

探讨主体的难度不仅仅是要梳理上述众多的难题,重要的是理清消费社会所赋于的景观价值与根深蒂固的伦理纽带之间关系,这种伦理纽带建立在封建集权下的血缘关系之上,与其说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消费奇观之中,还不如说我们是处于一种怪异的伦理景观之中。